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重大贡献，人们太熟悉了。况且谈到对华夏文化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就不单单是一个交通的问题。

　　这个标题的逻辑关系是：文化，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在某个历史阶段遇到了麻烦，面临断档的危机；有人承前启后，将它又顺利地连接到了一起；这个“人”是谁？河西走廊！

　　如果是诗人，标题可能会这样作：《河西走廊啊！挽救了中华文明！》，有点夸张，但问题的实质基本如此。

　　华夏文化什么时候遇到了危机？面临灭顶之灾？

　　一千七百年前，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使中原陷入无尽的战火。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原搏杀争夺了近三百年。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国家分裂动荡了将近四百年。

　　入侵，战乱，分裂，对文化的摧残是致命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文明因此而相继湮没，而华夏文化却延续了下来，在隋唐时期登上了又一个高峰。什么原因呢？

　　学院派教科书式的论述，大都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地理乃至风俗、人情、气候等方面总结原因，可以写成上百万字的洋洋巨著。而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则以独特的视角，单刀直入地指出：文化的保存主要靠学术传授，代代薪传。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说道，自东汉末年战乱以后，作为学术传授的主体——公立学校逐渐沦废，学术中心转移于家族。过去太学博士的传授变为家人父子的世业，这是其一。其二，向哪里转移呢？社会相对安定的地方。陈先生在这里提出了文化保存的两个条件：家族和地域。而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当时一是江东，二是河西，即甘肃的河西走廊。他进一步指出，以往史学家都认为，西晋战乱后，中原文化被保留在了江东，而忽视了甘肃的河西。他认为，河西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分支，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成为后来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

　　他写道：“河陇一隅所以历经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逐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

　　他在叙论中指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也。”

　　地处偏僻的甘肃在危难之际曾承启了华夏文化，以前没听人说过。陈寅恪先生可能也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行文中多次用到“一隅”这个词，意即偏僻，引申的意思是“想不到”。书中还有许多，如：“斯又河西一隅之地尚能保存典午中期遗说”，“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决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等等，想必老先生写作时难抑赞叹感慨之情。今天我们读来，也觉得异常惊喜与自豪。

　　陈寅恪先生治学之严谨是学术界公认的。他注重史料，结论及概念是从大量史料中反复筛选、去伪存真后得出的。“河西文化”这一提法是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史料中总结出来的。他的意思，“河西文化”是一个总称，重点在河西，包括陇右，覆盖甘肃全省。

　　那么，当时的甘肃是靠哪些人“承前启后，继决扶衰”的呢？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避乱的中原士人带来了文化，“河陇一隅”之地，鄙陋荒蛮，怎么能承启中原文化？而陈寅恪通过大量史料的考证，确认承启中原文化的主力军是本土家族学业培养的人才。他指出，绝大部分是本地人，即便是外籍人士，或祖辈迁徙，或避难儒英，都是经过本土世家学术传授的。他列举了北魏平定凉州后，网罗的河西文化学术人士近二十个，他们为北魏的制度建设、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赵逸，天水人。精通古代典籍，一生好学，年逾七十而手不释卷，他的著述、诗赋及铭颂文章有五十多篇，被魏世祖拓跋焘拜为中书侍郎。

　　胡方回，安定临泾人(镇原)，涉猎史籍，文采极好，魏世祖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召为中书博士。他曾参与改定律制，当朝的官员都很喜欢并尊重他。

　　胡叟，也是安定临泾人，因才华出众，被拜为虎威将军，并赐予始复男的爵位。

　　宋繇，敦煌人，河西大儒，被迎接到北魏后，受到相当的尊崇。史书上说他“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

　　北魏司徒崔浩是很有权势的人，对北魏的制度建设起过很大的作用。他爱惜人才，特别敬重河西士人。敦煌人张湛，金城人宗钦，武威人段承根都是河西著名的儒者，经常与崔浩谈古论经，并给崔浩讲解左传解析《易经》的学问，使得崔浩完成了《易经》的注释。陈寅恪先生对此评价很高。他说，以左传卦解易，本是汉代儒家的方法，当时中原已经失传，而河西还保存了遗说，是一件庆幸的事。由此，他还联想到，这也可能是崔浩经常推荐提拔河西学者的原因吧！

　　刘昞是很值得重视的河西大儒。他是当时河西以至北朝的学术领袖，敦煌人，字延明，早年隐居酒泉，不应官府的召命，一心讲学授业，门下弟子五百多人。李暠建立西凉政权后，因其爱好崇尚古代典籍，徵召刘昞\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后来又迁升为抚夷护军。虽然政务繁忙，刘昞仍然手不释卷，著书立说。这一时期，他著成《三史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还有《周易注》，《韩子注》，《黄石公三略注》，《刘劭人物志注》等，并行于世，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沮渠蒙逊建立

　　的北凉消灭了西凉以后，拜刘昞为秘书郎。沮渠牧犍继位后，更是尊刘昞\为国师，不仅自己以师礼致拜，还命令群臣都以刘昞为师，接受传道授业。北魏统一河西后，魏世祖因久闻刘昞\大名，拜其为乐平王从事中郎。因为当时刘昞已年过七十，特许没有随士民东迁，留在了武威。后来他思乡心切，决定返回敦煌老家，不幸病逝于途中。刘昞\在北朝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在他去世五十年及八十多年后，朝臣两次为其子孙的贫困状况上奏皇帝，分别安排过子孙的工作并免除了刘家的徭役，河西人引以为荣。

　　陈寅恪先生特别欣赏刘昞所注的《刘劭人物志》，称其：“乃承曹魏人性之说，当日中州绝响之谈，若非河西保存其说，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

　　关于周孔名教与老庄自然合一的理论，被六世祖辈就流落凉州的程骏所继承。程骏是刘昞的学生，机敏好学，十分刻苦。魏晋玄学对此争论不休，而儒家又将名教与老庄对立起来，认为老庄的学说荒诞，不能经世济用。程骏阐发老庄的精神实质，认为老子的“抱一”、庄子的“性本”与周孔儒学是相通的，并无本质区别。陈寅恪先生认为程骏的观点十分可贵，是河西学者保存早期经典遗说的例证之一。

　　北魏孝文帝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力排众议，迁都洛阳，全面汉化，为历史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而陇西人李冲正是为孝文帝推行改革措施出力最多的甘肃学术文化人。

　　当时北魏的户籍制度保留了游牧部落的习俗，即五十、三十家为一户，立宗主督护，于是产生徭役赋税的不均及国家管理的混乱。李冲上书建议设立三长制，实行一家一户的管理。虽然鲜卑贵族极力反对，却得到文明太后的支持，使三长制得以实行，有力地推动了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基层管理的秩序化。

　　李冲深得孝文帝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诸如礼仪律令的制定，变革风俗推进汉化，政府机构的改置，平城及洛阳太庙，宫殿的营建等，都由他参与并主持进行。他不断得到提拔，位至将军，尚书仆射，并被封侯。孝文帝对其他大臣直呼其名，对李冲则尊称官名，史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

　　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冲辅佐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如此重任落在李冲肩上，绝非偶然，与深厚的河西文化有关。李冲是北魏尚书，敦煌公李宝的小儿子，受教于河西学术的氛围之中，北魏统一河西后从凉州到了平城，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所以陈先生的结论是：“迁都洛阳乃北魏汉化政策中一大关键，当日鲜卑旧人均反对，李冲父子(子韶)始终参与。谓北魏迁洛与河西文化有关，亦无不可。”

　　甘肃籍人士参与北魏制度改革和文化建设的还有很多，如金城人赵柔，敦煌人索敞，河西鲜卑人源贺，祖居凉州的常爽，常景，杜骥，袁式，江式等。江式的特长比较特别，祖上是陈留济阳人，擅长虫篆诂训，永嘉大乱后弃官西投凉州张轨，子孙于是定居凉州，世传家业。江式从小得传家学，篆体字写得相当好，据说洛阳宫殿的门板上都是他的字。北魏延昌三年(514年)，他上表请继续六世的祖传，撰集古来文字、诂训、读音等。皇帝诏准了他的请求，并指示给他一切便利条件。于是江式开始撰集字书，依据许慎《说文解字》的体例，上篆下隶，计划四十卷，书名《古今文字》。他采撷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祖宗文《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以及诸赋文字中的六书内容，进行分类编目。后来江式死在官任上，字书没有全部写完，已完成的部分是江氏家族在河西家学成果的积累，是当时人们学习儒家经典和研究古文字的重要工具。

　　陈寅恪先生说，江式的这个例证更加说明了当时的学术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学校，凉州一隅的社会秩序较中原安全，因此保留的学术成果比中原多。他还指出，常爽出自凉州世家，成为北魏初期的国学大师，他的孙子常景是太和年间以后礼乐典章的宗主，说明了河西文化对北朝影响之深刻。

　　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是，中原学术文化的衰败从东汉末年就很严重了，当时能操持儒业、讲学著书的周生烈，贾洪，薛夏，隗禧等都是关陇区域的人士，而中原人才贫乏，学术不继。《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中引述的一段文字很能说明问题。意思大致是：魏文帝曹丕登基后，招揽博士，依照汉代的课程，重开太学，有了数百名学生。明帝太和，青龙年间太学生达到上千人，而教师水平浅陋，没法教学生，加之当时时局不稳，人心惶惶，许多人来太学是为了逃避徭役的，并非真心求学，所以在测验文字训诂、经典的微言大义及点注时，一百个人中不到十人及格。到了第三代曹芳登基时，下诏讨论祭天典礼仪式，京城有上万官员，竟然没有几人参与议论应答。朝堂内大小官员四百人，能够操笔写奏章的不到十个人。朝廷内外浑浑噩噩，荒废到了如此地步。

　　说到“河西文化”的承前启后，不能不谈到隋朝初年的两位甘肃人，他们为隋朝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位叫牛弘，安定鹑觚人，即现在的平凉灵台。史书评价他，精通古代典籍，熟悉历代制度的优劣，能够创立一代典章，在这一点上，连汉初为刘邦制定朝廷礼仪的叔孙通也比不上他。开皇初年，他上表隋文帝，请求在全国范围开展献书活动。他说，自秦始皇焚书到西晋永嘉之乱，经典古籍遭遇了五次浩劫，现在保存的书籍不多了，对国家的发展强盛影响很大。民间流散有许多典籍，应该用命令和许以微利的办法进行征集。隋文帝采纳了牛弘的意见，下诏号召民间献书，规定，献书一卷，赏缣帛一匹。经过几

　　年的征集，很有成效。牛弘因此得以封爵奇章郡公，封邑一千五百户。开皇三年，牛弘任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了一百卷的《五礼》，刊行天下，成为隋代重要的礼仪典章，并影响后代王朝。常说礼乐，乐也是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牛弘不仅精通礼，也精通乐。他为朝廷改定雅乐及制定新乐的事迹，记载在《隋书.音律志》中。隋文帝的妻子独孤皇后驾崩时，三公大臣不知道丧礼规程，牛弘当仁不让，处理得有根有据，朝臣莫不佩服有加。

　　另一位是临洮人辛彦之，他与牛弘是同窗好友，曾一起在隋朝为官做事。他的爷爷当过北魏的凉州刺史，父亲是北周的渭州刺史。周太祖宇文泰很早就发现了辛彦之的才能，任命他为中外府礼曹，赐予许多珍宝，让他为武人居多，百业伊始的草创国家修订礼仪制度。不久他升为中书侍郎，为北周一朝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典章礼仪，得到了拜爵封邑。隋文帝夺了北周天下称帝后，继续重用辛彦之，先后任命他为太常少卿、国子祭酒、礼部尚书、随州刺史、洛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都颇有政绩。他与牛弘共同修撰《新礼》，他自己的撰著有：《坟典》，《六官》，《祝文》，《礼要》，《五经异义》各一部。

　　陈寅恪先生说，他之所以比较详细地摘录了牛弘，辛彦之的事迹，是为了阐明魏晋以后，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他说，关于西域文明，中外交通等，大家知道的多了，不再论述了。而这里他再次强调道：“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承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昔人未曾涉及，故不揣愚陋，试为考释之。”

　　陈先生言前人所未言，第一次在中国古代史中提炼了“河西文化”的概念。然而长期以来，除了学术界，知之者甚少，甘肃的普通民众更是无从知晓。就连历史专业出身的人，对此也模模糊糊，似曾有一点印象，但未能领会陈先生那般斩钉截铁的声音：文化学术史的特殊性质！独立之一源！承前启后！吾国文化史之大业！现在该是重温这位国宝级专家的理论了，这对梳理甘肃的历史文化、建设文化大省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那么后来呢？“河西文化”后来到哪里去了？陈寅恪先生没有说。如果循着陈先生的思路找寻，那一定是唐末五代之乱，文化又转移了，转移到了相对安定的地方。从那以后，河西陇右陷入了战乱，文化发生了断层，日趋边缘化，再也没有了引领华夏文化发展方向的光荣。

　　文化中心转移了，文化的实质及其精神并不会泯灭，她深深地植入了陇原大地，滋润着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文化在哪里？在故土，在民间，在心里。试看陇原大地，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书画县、乡、村？为什么还那么珍惜字纸，重视教育？为什么还保留那么多的传统习俗？为什么还依然敦朴、刻苦、坚韧？

　　从宏观文化来看，甘肃的孕育和创造太丰富，太深厚了。八千年前的大地湾史前遗址，马家窑的彩陶，天水的伏羲故里，礼县的秦公墓，河西的汉代简牍，秦汉明三代的长城，敦煌，麦积山石窟艺术，还有那武威出土的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等等，都是甘肃保留的弥足珍贵的华夏文化精品。

　　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和建设文化大省的今天，我们的确应该学习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精神，认真求实地探索，挖掘甘肃历史文化的深层宝藏，激发全省人民的文化自豪感，重现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