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变奏曲
文/曲京溪
一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人，刚出生就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记忆最深刻的，除了小时候挨饿，就是老家那破旧不堪的模样：一座一座的土墙草屋，像极了一幅幅黑白照片，进院，猪拱天井满地坑，鸡飞锅台拉屎尿；屋内，烟火熏得四周墙壁，总是黑黢黢的。奶奶头上的黑色帽子，身上的灰色褂子，青色的绑腿布，总是落满灰尘，洗也洗不净的样子。雨天，村路上，男人披着蓑衣，戴顶斗笠，女人扯块红的，蓝的，黄的塑料布挡雨遮面，人来人往，不大会儿工夫，村里就没了路，天地一片混沌。无月之夜，村庄像被扣在一口大铁锅里似的，黑得严严实实。夏秋季节，在街上玩泥巴的光腚小儿，一个一个活像泥猴儿。
稍大些，我憎恨学校为配合农忙而放的麦假、秋假，我讨厌在生产队干活时，麦芒扎得胳膊上、腿上奇痒的红疙瘩，我更心烦半夜三更熟睡时，被闪电雷鸣惊醒，跟着大人们冒雨抢装场院上的粮食的情景......对于这样的日子，我的心是不甘的。每次看到在外工作的人，骑着锃明瓦亮的自行车，穿着整洁的衣服上下班时，我都要停下脚步，两眼直勾勾地送出人家老远，馋得心里痒痒的。在学校，我虽然天分不高，但还是刻苦学习，尤其喜欢作文课，梦想有一天，能当上民办教师，或者到公社当个新闻报道员什么的，让我离开这厌烦的村庄。夏夜，跟着大人们到生产队的场院里乘凉，躺在半截麻袋片上，手不停地驱赶蚊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北斗星，期待亮晶晶的北斗星，能给我指出一条光明的路。
1975年，我十五岁，因参加全县的文艺汇演，我第一次走出老家，进了县城。对于我来说，县城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没有泥土的马路，三四层高的楼房，黑夜里亮着的路灯......我看傻了，思绪好像脱离了躯体，飘浮起来。我开始怨恨父母，他们为什么把我生在农村，而不把我生在城里。你瞧城里的教室是多么的宽，活动操场有多么的大。放了学不用薅猪草，也不用起猪圈；可以尽情地打球、练武，骑着自行车满城逛。每个人是有命运的，命运不能选择，你得顺着命给你安排的人生轨迹走。如果命运能够选择，那我就不会选择在农村生活啦。但多数人，是抗不过命运的。
二
想改变命运，就得靠招工或接班。“接班”，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盛行的一种“子女顶替就业制度”。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孩子，能够顶替父母进城上班，宛如鲤鱼跳过了龙门，也像是土鸡变成了金凤凰。不是我们这样三代农民家庭的孩子所能望其项背的。
我在村办中学上学时，全班四十几位同学，就有五位同学的父母在外边上班；有的在烟台，有的在青岛，还有在本县的。其中一位同学，中学还没毕业，就提前退学接班去了。眼瞅着人家进了城市，成了公家人，吃上商品粮；而我们毕业就得到生产队推小车、拉锄钩子，当庄户孙，自叹命运不济，生错了地方。邻村有个叫荣的女同学，父亲在县供销社当营业员。荣毕业那年，正好赶上父亲退休。荣的姐姐已过了接班的年龄，兄妹都在上学，接班的事，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下子落到了荣的头上，她在我们邻近公社的供销社，当了营业员，成了公家人儿。她每天上班、下班都要从我们村经过，晨曦中，晚霞里，那崭新的自行车，锃亮的辐条，似一道道金光，流淌在乡间的土路上。这光亮，晃得我们这些将当一辈子农民的男同学眼花缭乱，心里隐隐心痛。
三
经过了1978年高考失利的我，1979年冬，迎来了人生的第一缕曙光————参军入伍。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家乡落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小雪。飞雪中，我们八百多名新兵，从一个个乡村向县城集结。 十二日一早，雪停天霁，阳光穿透云层，照射大地。偌大的县城体育场里，已经换上军装的新兵与家人话别。下了汽车上火车，闷罐车宛若逶迤的长龙，沿着军用线，咣当、咣当，钻山洞，过桥梁，飞速南下。
我服役的部队是装甲兵，我被选拔为坦克驾驶学员。驾驶坦克，是用操纵杆控制的，拉直一根操纵杆要用力二十五公斤。坦克行驶的路线地形复杂多变，忽而爬坡，忽而涉水，两根操纵杆不住地来回拉推，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最让人难捱的是天气热。南京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火炉” 之一，这里的伏天，气温高达35摄氏度以上的天数，可连续三四十天。尤其是我们轮到下午驾驶时，中午十二点之前，就要到达练习场。练习场一般在山坳里，松树不及一人高，四周密不透风。头上，太阳直射，又毒又白；地上，沙土滚烫滚烫，都把解放鞋的鞋底烫透了。战友们个个头顶上都冒汗，工作服上除了溻湿了的，就是一块儿一块儿的盐斑，像地图似的。
为了心中的那个梦，我克服了各种困难，一门心思地学理论，练驾驶，学习坦克故障排除。宿舍门前，有棵法桐树一搂多粗，我去时，才刚刚吐出灰茸茸的嫩芽，它与我作伴，无言的见证了我在它的遮荫庇护下，刻苦发奋的影子，当它叶片彩霞般绚烂时，我以四科全优成绩毕业，被评为优秀学员，获得嘉奖。
上中学时，我曾做过文学梦，但文学种子没有发芽儿。在部队里，凭着对文字的热爱，我学写起了新闻报道，经过上百次投稿失败的磨砺，终于从废稿堆里爬了出来。一个周六上午，我去军人服务社的路上，遇见了在通信教研室当教员的老乡姜永畔，他对我说：“你不是喜欢写报道吗，前两天参谋长带着我们七十多名教员，到苏州、无锡去旅游了一趟，大家反映挺好的，这个可以写一写呀。”那时，全国都在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事无疑具有新闻价值。于是，我又问了姜教员他们旅游的一些细节，就写出了篇稿子投给了军区的报纸，不久，《八三四七〇部队尊重知识分子，让教员旅游开眼界》的稿件，就在三版刊登了。不想，这篇只有四百六十来字的小稿子，引起了部队首长的关注，参谋长王本荣把我调到了机关工作，这篇稿子就成了我人生转折的一个节点。到了机关后，我如鱼得水，先后在《解放军报》《新华日报》《人民前线》报和《人民装甲兵》杂志等报刊发表新闻稿件一百余篇，两次荣立三等功，1985年转为志愿兵，终于成了吃商品粮的非农户口。有的战友问我，你们老家经济比较发达，生活挺富裕的，你还转志愿兵干么？我说，转户口呀，这是农村人的梦想哪。
1992年，我服役期满转业回到家乡，在城市建设部门安排了工作。户口也落到了城里，领到了粮本，你瞧，连身份证的号码都编排地跟农业户口的人的不一样。我彻底的跳出了“农门”,成为父母的骄傲和他们向外人炫耀的资本，也被乡亲们称赞为有出息了。
四
那时，家里向往非农业户口的，可不止我一个人哩。妻子在市环卫处当清洁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环卫经营体制改革，就像是大海涨潮似的，一浪高过一浪。妻担心农业户口在事业单位工作不稳定，怕下岗，就着急把她的户口，也变成农转非。正好，那些年，市里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在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农业户口人员，可以缴纳两千元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把户口变成地方城镇户口。这一户口性质好似是“地方粮票”，只在本地好使，不能全国通用。但妻图个心理安慰，还是办了，成了不伦不类的公家人。
女儿和儿子也进了城。但户口还在老家农村。孩子的上学又遇到了波折。在城里没有常住户口的孩子，到城里学校读书属于借读，得缴纳借读费。那时候，我的工资每月只有三百元元左右，妻子每月还不到二百元。每月光租房金就要支付一百二十元，还要给老人赡养费，用于家里生活开支等等，根本交不上借读费。所幸我那时已评上了中级职称，按有关政策规定，把女儿的户口带了出来，成为“全国粮票”的非农业户口。轮到儿子上学时，户口农转非的政策开始松动，非农业户口不像从前那么吃香了，我又给儿子办理了城镇居民户口。这样，几经周折，我们一家四个人的户口，全都实现了农转非。名义上，我们都成了城市人，着实让老家人啧啧羡慕了好大一阵子。
五
一晃的工夫儿，我离开老家村子已经四十年了。我曾那样地想逃离乡村，然而当我辗转了一些地方后，我才觉得我是被城市遮蔽的，无论如何我也融不进去。工作的拼搏，岗位的竞争，买房的压力……还有不安全的食品等等，我已不堪重负。
每个人都有一块福田，我的福田在乡村，它是我排遣寂寞烦恼的出口。我居住的小城，离老家只有五十里地多一点，到了周末我就没有心思做其他事情，只想着快快回家，每次，我都有些激动。汽车经过村北的小河，我会想起小时候在河滩拾草的情景。走近村头，往日的沙土路，变成了平平坦坦的水泥路，路边安装了路灯。进入村子，我瞧见养老院盖得挺高档，村民活动广场宽敞明亮，各种健身器材一应俱全。遇见发小，到他们家里坐坐，瞅瞅他们新盖的房子，新买的冰箱、空调、空气净化器......城市人家里有的物品，他们全都有，甚至有些城里人没有的生活用品，他们家里也有。孩子上学放学，校车上门儿接送，全没有城里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苦恼。有的人家，连上坟祭祖都是开着轿车去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是惬意恬静自在，一点儿也不比城里人差。在他们面前，我作为城里人的优越感，霎时被一阵风儿吹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那些生了锈的锄镰锨?，安静地挂在墙角，见证了过去的岁月，我总是默默地多看几眼，生怕一不留神儿，就会从眼前溜走似的。推开家门，白发驼背的母亲，迈着不太灵便的腿，欢喜着迎接我。吃顿母亲做的饭，在老家的土炕上睡一觉，我浑身自自在在，回城时竟然有些不舍。
尽管这样，但在乡亲们眼里，我是城里人儿，村里没有我的户口，没有属于我的房屋，没有我的土地，甚至连我的爹娘也已离世多年了，我已经不属于农村啦。在村里我是局外人，再想回村里种几亩地，朝望炊烟升起，晚瞧牛羊归栏，过过那种田园生活，那已经是奢望了。
作者简介：曲京溪，男，山东省莱州市人。1960年3月出生，1979年12月入伍，现供职于莱州市住房建设局。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烟台市散文学会理事。在《山东文学》《散文选刊》《西南军事文学》《时代文学》《青岛文学》《朔方》《中国建设报》等发表散文，作品连续两年入选《齐鲁文学作品年展.散文卷》等文本20余种。先后获2010年中国散文年会二等奖、孙犁文学奖第一届散文大赛优秀奖、第六届“苍生杯”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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